历史

数年后，Alfred Wagner买下该工厂，并在建造铸造厂后，将其更名为机器制造厂和铸造厂。然而，30年代的危机对工厂及其所有人还是造成了影响：工厂崩解，并于1933年年底被拍卖。此时出现了本公司历史上第一位杰出人物，他将当时的小公司变成强大的企业。

Alfred Wagner的工厂崩解时，Gustaw Różycki是个富人，他决定在当时仍不发达的波兰机械行业中投资，并买下了Wagner的公司。从那时起，除了铸造厂及有色金属公司的名称之外，该公司也开始使用MOJ此一名称。1933年10月17日Różycki买下了公司，全球的危机也慢慢地告一段落，不过在波兰不景气的情况仍然持续了超过两年之久。尽管如此，新的工厂老板还是创建了一家在六年间雇用800名员工的公司。Różycki盖了新的铸造厂、内含浴室和一般房间的新行政楼以及实习生的工作坊；工厂的产量增加并继续发展。除了风扇、发电机之外，也生产切割木材用的电锯或警报范围可达15公里的电动警报器。当时影响经济的决定因素是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Różycki对此也非常热衷，并开始为菲亚特汽车生产起动器：每年产量为2000台，这在当时是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过对野心勃勃的业主来说还是不够。1937年2月，Gustav Różycki在一次特别的记者会当中推出了以MOJ为名的新型波兰制造的摩托车，其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几乎所有的机车零件都是在波兰生产的。然而战争到来，扰乱了公司接下来的汽车生产计划。Różycki原本想在桑多梅日（Sandomierz）建设汽车厂，他连建地都已经买好了，不过1939年9月1日来临...

战争埋葬了公司的发展计划。1939年9月，工厂被战时的德国占领势力托管，三年后，工厂又交由Alfred Wagner管理，直至1945年1月从纳粹的占领中获得解放为止。在这段期间内，公司的营运主要在为占领军服务：生产的项目包括手榴弹和炮弹头等等。

在此不得不强调，Krzanowski是个有商业头脑的人。在将公司搬至位于Jadwigi街7号的新址后，三年内就盖了当做自宅的房屋，以及用来进行锻造、铸造工作的厂房。他雇用了大约55名员工。该工厂的产品有很好销路，他们为西里西亚公交车生产备件，并制造蒸汽机专用的铁格栅和电动机的铸铁外壳；为采矿业制造的手柄和旋转敲击鞘也有不错的成绩。实际上该公司每月约生产35吨的铸件，同一时间70吨的钢运往工厂。不过愿景如此看好的公司再度因战争而中断发展。

侵略者将公司改名成为“Rapid Industrie-Anlage Hohenlohenhtte”，并扩大增员至大约120名员工。可想而知，当时公司被用于制造战争所需的器具，生产潜艇舱专用的铁质压舱物和密闭舱口盖、雷管炸弹以及飞机用的螺旋桨等。

战争结束后，很快地，位于Załęże的工厂老板一职由Sławomir Peszkowski律师取得。Gustaw Różycki在1945年10月和11月很短的时间内担任厂长一职，之后政府拔擢Julian Sawicki继任该职。在他之后的继任者是Stanisław Skomorski；四年后，换上Edmund Brzozowski担任厂长两年的时间。接下来是Robert Herich，他在位三年，随后在1956年4月由Stanisław Jankowski接替，他也是独立的Załęże工厂的最后一任厂长。Welnowiec区的工厂从1945年4月起由Edmund Brzozowski担任厂长一职。他于1951年起担任Załęże工厂厂长，留下的空缺由Wacław Bokacki填实,他在位长达11年之久。更重要的是，Bokacki在Załęże和Welnowiec两家工厂合并后续任厂长一职，自1963年起，长达18年的时间一直领导工厂运作，直到1981年他退休为止。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本公司多年来的Bokacki厂长也是一位发明家。1957年他与Eugeniusz Bojemski和Tadeusz Opolski一同发明采矿用的旋挖钻，为显扬其发明者，该旋挖钻被命名为BOB，至今在波兰专利局仍然可以找到该发明的相关文件。Wacław Bokacki还曾经为其他专利发明贡献心力，其中甚至包括链结。此外，他还曾经担任卡托维兹GKS足球俱乐部会长多年。

1945年，该厂生产的简单的挖煤用手柄，只有三种类型的刀具、Flotman钻头和Demag锤头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工具因为过时而必须作罢。可以这么说：从工厂成立以来，尽管经过许多政治和经济变革，但工厂的理想却没有改变，亦即一直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并一直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和创造发明。1974年，华星获得了规模最大的投资：GONAR采矿工具制造厂获得瑞典法格斯塔（Fagersta）许可证。当时大部分的加工机器都采用数字控制，设备则位于具备空调且镶有玻璃的宽敞生产厂房内。机床旁边种植巨大的棕榈树盆栽，员工也使用滑板车来节省在厂房内行动的时间。这是公司的第一阶段发展计划，其次是要建设下一个类似的大厅，以便将MOJ公司搬迁过来。由于整个80年代产品的出口增加（GONAR：生产总量的60％；ＲAPID：50%；MOJ：20％），使得建筑新厂房的财源有着落。当时贸易的一大矛盾就是出口到苏联和经互会国家（RWPG）的贸易是以“可转换卢布”（1美元= 0.7可转换卢布）来结算。通常外汇交易员之间将此称作“麻雀汇兑”。当时公司还出口至依据当时的术语来说所谓的“其他地区国家”，亦即资本主义国家，并与Kenametal公司合作生产旋转刀。销往中国的采矿用链条和刨煤机刀具的出口也发展蓬勃。当时中国使用瑞士法郎与国外进行贸易，而对中国的贸易也被列为“其他地区”的贸易。

不过这些产品也出口到许多国家，包括苏联、阿尔巴尼亚、巴西、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值得注意的是出口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阶段逐渐成形，并在日后有助公司一跃成为专门生产链条的世界级大企业。

波兰的经济在经过70年代前期的投资成长期之后，逐渐沉迷于从西方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实施戒严法，引起西欧各国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以致这些国家对波兰的援助就此完全被切断；其结果是从国外流进波兰的贷款被中断，进口大幅减少，最后则造成工业生产的崩溃。这也导致Karol Swierczewski将军采矿设备工具制造厂步上相同的命运。当时的市场上缺乏原料，投资开发陷入停顿的状态，制造产品的质量也停滞不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波兰伟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时刻终于到来。

当时的成绩多亏公司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信赖的供应商和某些企业的垄断行为。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出路：工厂的存亡完全依赖公司的经营手段。公司的每一位员工，从管理阶层到最低阶的人员，大家都清楚了解这种状况。许多其他公司都无法应付新的现实局面，华星却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段期间。公司维持生产并销售本身的产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能够保持一千五百多个就业机会，因为这些人员是在90年代初期就雇用的。接着1989年来临。基于政治的理由，无法再出口产品至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另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对中国的出口终止。华星面对了内部市场萎缩，又缺乏产品出口可能性的多重挑战。当时大约倒闭了30个矿坑。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公司担负巨额债务以进行投资，并投入了与国外厂商竞争的新市场局势。此时政治局势也发生巨变，波兰政府开始摆脱国有化的企业。政府需要钱还清巨额债务，而以往使用美元购物而以“麻雀汇兑”出售产品的行径就是导致债务累积的原因之一。于是出售国有资产的时机到来。为了推动这项工作，公司会先转换成国库所有的公司。90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执行国库清算，而商业机构也逐渐拥有更大的独立性。1991年，当时公司的董事长Jerzy Kostyrko成功地向工业部将本公司转变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当时是以国库单一所有的公司形式而运作，第一任董事长就是Jerzy Kostyrko，董事会成员则为Aniela Kostowska和Piotr Baron。Henryka Karasia获选首任监事会主席，其次则为Michael Hewiga。

90年代初，公司取得自治资格，取名为华星采矿设备工具制造厂，并转化为以国库为唯一股东的公司；本公司还加入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并被列入国家投资基金的第11个项目当中。几年后，本公司展开了重新私有化的过程。作为大型多重企业体，华星可以很轻易地被西方竞争对手购并，因为后者才拥有足够的资本。市场上一般的做法是购买波兰的企业，然后将其关闭以避免其产品进入市场；这也是摆脱波兰竞争者的最简单方法。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克服公司被关闭的危机：将集团分割成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并为这些规模较小的公司需找对生产有兴趣的波兰投资业主。正是透过这种方式拯救了华星的命运，并且提供员工就业机会和以新的合理原则重新运作的可能性；其最终结果就是成立新的独立公司：Transfas,华星-MOJ和华星-GONAR。1998年华星公司创建Technologia和FASKOP公司，还收购了PRG BYTOM公司60％的股权。华星的管理阶层不断地从波兰的新经济现实中学习从商的规则；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购买某些标的物再获利卖出的机会，他们会谨慎行事，绝不挥霍浪费。

1999年1月，公司董事会决定出售华星-GONAR公司100％的股权。不到一年后，华星公司63％的股份被PPH Karbon 2公司收购。 该公司扮演了策略投资者的角色，而具有一百多年传统的华星公司也从此转变成为领先全球的链条制造商。